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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周末，终于可以读《极权主义的起源》（2008年6月三联出版）了。此书已买了一周，且盼望已久，但因手头《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没读完，就一直忍着。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她的名字在中国思想界耳熟能详，但其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文版却一直没能在内地问世，虽然听说有不少学者作了翻译。它的出版，对无缘于外文版和台湾版的内地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事。还没来得及细看，不知是不是作了删减。不过关于斯大林主义的部分还在。
虽然对汉娜、阿伦特仰慕已久，但因见不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只能从已在内地出版的她的其他著作，和关于她的研究著述中了解她的思想。她的著作《论革命》（凤凰出版2007年3月）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阿伦特的老师、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听说此书在原本基础上作了删减，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我没见过完整本，不知真假。但此书确实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她所生活时代的重要现象，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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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8-07-19 23:26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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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读书
2008-7-18
星期五(Friday)
晴 |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近段因集中精力读些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理论书，有些时日没写博了，有点文章也懒得贴上去。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权力与相互依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大旗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战略的演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冲突的战略》、《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国家间政治》、《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等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著,不得不一一细读,花去大量业余时间。
中饭后逛附近旧书店，花30元购书三本:《武士道-----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阐释》（[日]新渡户稻造 著 ，群言出版社2006年5月）、《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郑欣著，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4月）、《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珩 、马大正 著，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9月） |
|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8-07-18 14:44 评论(0) |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诚地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民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民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库西宁曾在苏共中央1964年2月全会上说:"(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个人迷信的阴影下没有开放的花朵".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6-10-26 13:35 评论(0) |
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封信
xs:
大作已经拜读.你将中国历史的兴衰和命运提纲挈领为两大”历史周期律”,可谓举重若轻,深得历史真义.以前所言”历史周期律”,多指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政权更替和朝代兴亡问题,,即你指的第二种”历史周期律”.我们虽然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提出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耳熟能详,但将涉及国家的统一和分裂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即你指的第二种”历史周期律”),正式与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并列为两大”历史周期律”则是你的洞见.
在大作中,你详细论述了第二种”历史周期律”的主要特点,发生的内因和外因, 尤其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建立民主执政模式”,莫不给人以深刻启示.
大作虽然正式提出两大”历史周期律”,但只对第二种”历史周期律”进行了论述,而对第一个”历史周期律”即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没有详谈,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如果能在详细论述两大”历史周期律”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样或许会使文章内容更厚重,更具创见性?
窃以为它们应该是有内在联系的.如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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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6-10-23 16:52 评论(0) |
日本政治文化之独特
日本政治文化之独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近日读<<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才豁然开朗.此书作者松本三之介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专家.在书中,作者对近代日本实现民主国家的思想及其构成,进行了具体分析.
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变革,一是”大化改新”,是对中国唐朝文化的吸收,谓之”唐化”;二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是与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三是”战后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民主化”.,是”欧化”的深入,是日本的现代化. 作者认为,明治时代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涵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并非战胜国强制推行的舶来品,而是明治精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持这种观点:”美国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外国能够做到----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
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轨迹是一椭圆,它围绕国家主义和欧化主义这两个中心做向心运动.国家主义根柢于儒家精神,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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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6-10-16 23:38 评论(0) |
戈尔巴乔夫为何反悔改革？
苏露锋
75岁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再次成为国际热点人物，是因为他近日断然否定了自己亲手推动的苏联政治改革。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此番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与他当年推动苏联政改的胆识和勇气一样令人震惊。
戈尔巴乔夫刚上任苏共总书记时，面对的是一片被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烧焦了的土地：长期的经济凋敝和社会萧条，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知识界万马齐喑，整个国家暮气沉沉，完全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戈尔巴乔夫目光如烛，深刻地洞察到体制上的弊端，他主政后，石破天惊，对苏联旧政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惊人胆识和巨大勇气令几个碌碌无为的前任暗然失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改革者，为何今日竟说出了“不要搞民主化”这一有悖世界文明主流的谬论？其实，我们只要将审视的触须深延到戈尔巴乔夫当年推动政改的真正动机和目的，答案就会昭然若揭。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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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6-06-30 15:48 评论(0) |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作为政治家的胡耀邦，一生坎坷曲折，波澜壮阔，其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和人格品性的内容极其丰富。他也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具有现代品格和民主风骨，被视为是思想开放、支持民主改革的领导人，是推进大陆社会民主开放和政治改革的象征。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风骨，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
胡耀邦的民主风骨，主要表现在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民主实践三个方面。其中民主思想是核心和灵魂。胡耀邦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而不只是手段；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前提和基础。作为身体力行的政治家，胡耀邦的民主作风有口皆碑，在蛇口推行直接选举等民主实践，更是他一生中的经典之作。
“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胡耀邦前智囊阮铭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历史上最有民主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不是专业理论家，没有系统的著述，他的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各种场合的言行和主持制定的政策中。
胡耀邦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这句话是胡耀邦民主思想的最根本体现。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治理者的上台和下台均由民意来决定。简单的一句话就道出了问题的核心，这充分表明胡耀邦是深得民主政治精髓的。
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民主革命的胡耀邦当然知道，共产党当年之所以打败国民党，实现对大陆的治权，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民意的根本体现。广大民众用行动把共产党推上历史的主席台，看中的是共产党当年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和带来的民主预期。胡耀邦明白，共产党取信于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民主。
胡耀邦对人民追求民主是大力支持和积极引导的。《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在《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书屋》2000年第4期）中回忆：“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耀邦同志同意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不仅如此，胡耀邦在民主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念，毫不妥协。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风骨，与他密切接触的人体味尤深。王元元母亲楚侠与胡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子大学时期的同学，也是胡耀邦与李昭的婚姻介绍人。王元元与胡耀邦一家关系非常密切，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7日）中提到，当李锐和胡耀邦谈到美国时，胡耀邦很赞赏美国人民对劳动的崇尚，他们不在乎自己是个总统还是个农民，崇尚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王元元深有感触地说：“我当时有一个感受，感觉到一种升华，他崇尚劳动，崇尚自由。”
有一次胡耀邦家庭聚会，王元元也在场，她在此文中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和感受：“德平（胡耀邦之子）说，邓小平是不喊万岁的，但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禁不住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这时安黎插话说，不对，应该说人民万岁。党怎么能万岁呢？这时我看到耀邦叔叔一个赞许的眼神。”
在当时历史语境中，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胡耀邦，身处高位，虽然不便直接用语言对“应该说人民万岁，党怎么能万岁呢？”这种说法表示肯定，但就是“赞许的眼神”这一生动细节，曲折隐晦地反映了他在民主问题认识上达到的深度和高度，这是党内许多政治人物无法企及的。
“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1949年以后，专制主义者导演的一系列极“左”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几乎吞噬了所有国人的民主梦想。对此，胡耀邦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深刻反思。
1979年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时说：“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邦’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专制主义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历史上一切人祸的主要根源，也是民主政治的死敌，它的根基是“理论专制”。在中共领导人中，胡耀邦是提出“理论专制主义”的第一人。这是胡耀邦在洞悉中国问题症结后对此作出的精辟概括。
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它们的分寸在政治实践中极难把握。专政过头就走向了专制，而这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胡耀邦在“文革”时举办的中央读书班学习时，社会主义民主是他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他着重考虑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民主，是人民民主。在拨乱反正中，他较早指出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他多次要求《理论动态》撰写这方面的文章。《理论动态》刚创办，胡耀邦就出了一个题：《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还亲自写了两页纸的提纲。这篇文章对“文革”中民主被破坏的状况进行了揭露，提出要认真、切实地健全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文章也提出，有些人对民主集中制不理解，要对他们进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传统的启蒙教育。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胡耀邦对专制主义的重要表现---个人崇拜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他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中说：“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对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胡耀邦在讲话中还谈到：“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至于如何防止走回头路，杜绝这种现象重演，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胡耀邦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中说：“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
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他的民主思想的生动体现。
胡耀邦不只是在正式会议上对党的问题作深刻反思，即使在会见外宾时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1986年9月23日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林.格雷厄姆时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形象不怎么好，这是事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搞好。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问题方面有缺点，出了乱子。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中国民主党派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对其它政党的态度，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民主的试金石。胡耀邦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问题上表现了作为现代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
１９８２年１月，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９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这样，不仅在形式上增添了八个字，而且在“互相监督”的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带有处理阶级矛盾的性质改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协作和民主协商。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胡耀邦又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的重要论点，并把完善这一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提法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受到了民主党派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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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5-11-18 15:34 评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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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人大开会之前的5月31日到6月1日，由胡耀邦主持，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建议名单进行了充分民主的协商讨论。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副主席茅以升提出：中共中央的建议名单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没有自然科学家，建议增加一名自然科学家为副委员长。胡耀邦当即表示，这个建议好，中共中央要研究考虑。6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建议增补著名自然科学家严济慈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1980年春节，在民盟中央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特意提到张澜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张澜先生的充分肯定，间接体现了胡耀邦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民主精神和正义感也正是胡耀邦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宝贵品质。
对于事关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命运的反右运动，胡耀邦是持不赞成态度的。1957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主持工作，反右派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得不执行。当“右派份子“下放劳动时，胡耀邦亲自去送，鼓励他们振作精神。20年后胡耀邦为右派平反时，他还坦诚地承认，团中央打右派，自己是有责任的，并向被打成右派的人表示歉意。有一次，胡耀邦谈到“五七”反右时说：“建国以后是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这一句话发人深省。
“（蛇口民主实验）很好！”
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只胡耀邦一人，但胡耀邦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方面，他的杰出更表现在真刀实枪地推行政治改革，这显示了他过人的气魄和智慧。
蛇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也是改写新中国历史的“试管”。蛇口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中最闪光的亮点，由“蛇口模式”产生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层出不穷，而这是与胡耀邦支持下的蛇口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蛇口建设初期，领导人袁庚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相配套，要两条腿走路。他决定在蛇口搞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1983年2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蛇口视察。袁庚对胡耀邦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我们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采取直接、公开的投票选举。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他谈到现在的改革同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时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
直接选举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当时改革者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从1983年4月开始，蛇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实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政治改革，带动了蛇口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其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只可惜这场民主试验没能在蛇口坚持下来，到1994年就停止了。
胡耀邦是否把蛇口当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区，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无法确证当年胡耀邦的心中有此宏图，但这是符合他一贯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从对蛇口改革的态度上，胡耀邦推行民主政治的诚意展露无遗。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
不像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里喊民主，手中舞刺刀。胡耀邦对民主思想是身体力行的，他的民主作风有口皆碑。
田纪云在《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中说，胡耀邦给我留下的四点深刻印象,其中第一点就是民主作风。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胡耀邦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王仲方曾担任罗瑞卿的政治秘书，与胡耀邦有过多次接触。他在《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说，1980年3月1日，我去看胡耀邦时对他说，十一届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胡耀邦说，我们要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胡耀邦的民主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九所宾馆约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讲话，离胡耀邦辞职已经两年多，离去世不到三个月，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后的公开的表述。民主和科学是胡耀邦一生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他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和讲话中得到集中体现。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胡耀邦亲自主持和指导下，根据胡耀邦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所形成的一个历史文献。决议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突出了政治民主化，并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决议中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的国家的领导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在这次决议形成通过之后，胡耀邦在中共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这个决议的思想和原则作了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阐述。他说：“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出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
“精神文明决议”以及胡耀邦的这番讲话，表明胡耀邦思想的价值所在，目标所在，核心所在。过去和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家、哲学家，都说民主和科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胡耀邦在民主问题的认识上，远远走在这些人的前面，他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充分显示了胡耀邦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王元元在《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中表达了这样的切肤感受:“他(胡耀邦)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胡耀邦逝世后，有人在灵堂留言薄写道：“民主先锋！” 这正是对胡耀邦民主风骨的真实写照和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
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曾说，胡耀邦是他接触到的党的领导人中，工作作风最好，最讲民主的一个。以后研究党史，研究胡耀邦，应该研究如何学习他的民主作风，绝不能搞什么“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
诚如斯言。对正处在政治现代化崎岖道路上的中国来说，最迫切需要的精神资源是民主思想，特别是本土政治领袖的民主思想。胡耀邦的民主精神，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对胡耀邦最好的纪念，是充分发掘他的民主思想，大力发扬他的民主作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
(2005年10月30日写于长沙)
（作者附记：因目前语境所限，找不到胡耀邦详细完整的传记和文集，相关资料相当匮乏，关于他民主风骨的发掘难度可想而知，笔者采撷到的只是一些只翎片羽，非常有限。即便如此，笔者仍将这些展现出来，以便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胡耀邦民主风骨的重视和研究。）
除文中已注明外，本文还参考了以下文献：
1、《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5月，高原编
2、《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年5月，杨中美{日}著
3、《胡耀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10月，和气弘{日}著
4、《胡耀邦改革开放思想初探》，香港昆鹏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胡应南、纪鸿朋著
5、《怀念耀邦》第四册，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张黎群、张定、李公天、严如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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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5-11-18 15:33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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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弹民主”还是要“坦克专制”？
苏露锋
由于各派在联邦制、国家资源分配、国家属性、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和追究复兴社会党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伊拉克新宪法草案在推迟一周之后，仍未在8月22日按时出台。在各派政治势力当中，逊尼派反对宪法草案最为强烈。未来的伊拉克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逊尼派部分政治势力最终接受宪法草案；二是逊尼派拒绝接受宪法草案，伊拉克制宪继续延后。从目前情形看来，出现第一种局面的可能性较大。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伊政治重建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2003年7月）----签署临时宪法（2004年3月）----举行过渡国民议会选举（2005年1月）----组成过渡政府（2005年4月）----提交伊拉克永久宪法草案（2005年8月）----对永久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2005年10月15日之前）----根据永久宪法举行大选，产生正式的议会和政府（2005年年底前）。目前程序已经完成了一半，虽然前阶段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毕竟已经走过来了。从目前局势看，以后也不会很顺利，但无论如何，伊拉克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大势已不可阻挡。
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口水战和武力战，已让位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口水战和武力战。伊拉克战争和制宪问题，再度引发人们对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专制国家中，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策略需要，把民族主义当作主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利用一切机会在所掌控的主流媒体上大肆渲染，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国内矛盾和转移民众视线，淡化和阻止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而自由知识分子，则充分利用媒体的网络化和有限市场化形成的空间宣传自由主义，与官方宣传的民族主义展开论战，形成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阵地。
在国际政治中，专制国家对外推行的也是民族主义，强调“内政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理论。而民主国家则对外推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人权的绝对正当性和普适性，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残暴统治，严重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的民主国家不能对这个政权袖手旁观。
萨达姆被推翻，固然有美国军事力量强大这一原因，但萨达姆也以其残暴统治自掘了坟墓。在现代史上，在镇压人民、制造恐慌和白色恐怖方面，很少有统治者能与萨达姆相提并论，萨达姆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数十万伊拉克人民在他的坦克、机枪和毒气下惨遭横死。萨达姆为维护独裁统治，对反对他的人一概施以酷刑，就连其亲属也不放过。曾一度受到萨达姆信任并担任国防部长的大女婿侯赛因·卡迈勒，因和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发生矛盾而逃到约旦。次年，他回心转意，在萨达姆保证不杀他的情况下，又回到伊拉克。但萨达姆仍在他回国之后杀了他及其家族成员共１６口人。
民主国家以推行民主对专制国家实行军事打击，不管其目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出于价值观的内心虔诚，但至少在效果上是符合专制国家民众利益的。不管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还是为了扩大世界“民主地盘”，美国这次用导弹把萨达姆轰下台，把伊拉克扶上民主宪政之路，对饱受萨达姆残暴统治的伊拉克人民来说，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
当今国际政治规则中，一国对另一国出兵是不是侵略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军事行动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种做法有一定局限性。从根本上而言，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利益，是事关本国利益的利害权衡，其次考虑的才是国际道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各成员国，在决定是否授予一国对另一国家的出兵权时，首先考虑的是往往自己国家的利益。再者，国际政治规则从来就是强者制定的。因此成员国的最终决定，并不一定最符合被出兵国的人民的利益。只有本国人民最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不仅如此。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民族主义者至少在口头上也这么认为。自由主义同时认为，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当然，如果人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无法直接对抗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者，则人民有借助外力的权利，外力当然包括军事力量。因此，国外军力对国内局势的介入，只要是出于本国人民意愿，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就不应该认为是侵略。
不管从自然权利还是从利害角度来看，他国对己国能否出兵，以及出兵是否正义的最终裁定权不应该在国际组织，而应该在本国人民。也就是说，是要“坦克专制”还是“导弹民主”，主要看本国人民的意愿。美军进入伊拉克后不但没遇到什么抵抗，一些民众还在街上欢呼雀跃，由此可见，萨达姆是多么不得民心。伊拉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选择。目前，伊拉克人民已看到了民主宪政的曙光，事实再次证明他们的历史选择是正确的。
（写于200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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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5-09-20 09:38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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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宗教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重建信仰，关键是要在对中国当前主流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本土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吸纳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的西方文化。
关键词：宗教信仰；民族精神；中国现代化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 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衰微，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必要性和重建中国信仰的迫切性应有一个清醒、充分的认识。
（注：此为文章开头部分，全文共13000字，分为5个部分：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全文请见“中文伊斯兰学术城”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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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苏露锋 @ 2005-08-27 11:06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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